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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工窗口被撤下，取而代之的是統一就餐口；為了降低自主采購環節存在的腐敗可能，區域內學校的食材采購不再讓校方決定，改由教育局公開招標；每所學校的食材驗收點都加裝了攝像頭，以便監控配送數量；新的食堂數字管理平臺被投入使用，學校食材的需求下單、配送計算和出入庫等環節都進行了電子化存檔……

溫江區采取的一系列舉措，是已經開展一整年的全國中小學“校園餐”專項整治行動中的一個縮影。

2024年4月，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在全國部署開展群眾身邊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集中整治，協同發力整治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中小學“校園餐”專項整治是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在集中整治中直抓的兩個全國性整治項目之一。去年5月至今一年來，教育部等部門也深入開展全國中小學校園食品安全和膳食經費管理突出問題專項整治。

截至2024年12月，國家監委指導各級監察機關依法查處貪占學生餐費、插手招標采購、收受回扣等問題3.8萬件，處分2.3萬人。

“此次‘校園餐’專項行動由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部署，各省紀委監委同步推進，力度之大、行動之深入，史無前例。”北京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莊德水說。北京廉政法治協同創新基地主任彭新林則指出，隨著多部門加強聯動，“校園餐”反腐治理已進入新階段。

腐敗手段多樣、鏈條隱蔽

“捫心自問，(我)特別慚愧。”1月5日，吉林省長春市汽車經濟技術開發區第七小學(以下簡稱“七小”)原后勤主任戚世國出鏡懺悔道。

2010年8月，吉林省高爾夫餐飲管理公司為與七小建立長期合作關系，通過給予回扣方式對校內人員進行利益輸送。當時，該校執行的“校園餐”餐費標準是每人每餐8塊錢，時任校長與戚世國從每位學生每餐餐費中拿1毛錢回扣。2014年，“校園餐”餐費漲到了每人每餐12元，回扣增加到了每人每餐3毛錢。

從2010年8月至2019年12月，在9年多的時間里，該公司從學生餐費里克扣了70余萬元用于單位行賄，其中戚世國受賄23萬余元。

戚世國案一經披露，旋即引發極大關注。正如2024年年末《國家監察委員會關于整治群眾身邊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工作情況的報告》(下稱《報告》)所說，一些不法人員從孩子口中“奪食”，群眾有切膚之痛。

自2024年5月以來，各省紛紛響應中央部署，開展“校園餐”專項整治。寧夏回族自治區紀檢監察機關查處“校園餐”領域腐敗和作風問題396個，組織處理439人；貴州省“校園餐”專項整治共立案1665件，黨紀政務處分1482人，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53人，推動被欠撥挪用的“校園餐”資金4.62億元撥付到位；山西省紀檢監察機關查處貪占學生餐費、插手招標采購、收受回扣等問題累計立案1827件，處分1994人……

從公開案件看，彭新林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校園餐”查處案件普遍存在涉案人數多、頻次多、金額小、潛伏期長等特征，校長、學校食堂分管領導及招標采購等關鍵崗位人員是辦案重點監督和調查對象。

不過，學校校長并不是腐敗利益鏈條的最后一環。據《中國新聞周刊》不完全梳理，全國已有至少10名縣委書記、教育局局長等因“校園餐”腐敗問題被查處。廣西壯族自治區平果市前后兩任市委書記，分別收受某公司老板好處費，讓其承攬了長達十二年的“校園餐”食材配送項目，長期損害當地學生利益；湖南省隆回縣兩任縣委書記收受賄賂，放任不良商家將劣質米摻進學生營養餐……

事實上，“校園餐”腐敗問題由來已久。全國學校食品安全與營養健康工作專家組副組長、國家食物與營養咨詢委員會委員馬冠生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校園餐”風險環節可以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食品安全問題，另一類則是資金安全問題。

此前，監管“校園餐”的主要是教育部門和市場監管部門。2019年由市場監管總局辦公廳等部門印發施行的《關于落實主體責任強化校園食品安全管理的指導意見》強調，市場監管部門要壓實學校及周邊食品安全監管責任，教育行政部門要指導督促學校落實食品安全校長(園長)負責制，其他相關部門要依法依職責做好學校食品安全相關工作。

不過，彭新林表示，受利益驅動、過程透明度低、監管疲軟、制度漏洞等多種因素影響，“校園餐”腐敗問題并未得到根治。此輪“校園餐”專項整治則在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統一部署下，更強調系統治理和跨部門協同合作。

目前，整治仍在縱深推進。根據今年1月二十屆中央紀委四次全會發布的公報，“校園餐”問題將被深化治理。今年2月，教育部在春季學期開展部署2025年“校園餐”管理重點任務時，相關負責人表示，2025年將深化“校園餐”專項整治，建立常態長效機制，全面查缺補漏，保障師生“校園餐”安全。

資金管理漏洞

“其實我從來沒有管過食堂，(我)姐提出她來承包食堂。利益，肯定照顧(我)姐了嘛，這是毫無疑問的。”

2019年，鐘海燕任貴陽市實驗小學黨總支書記，她的姐姐想要承接實驗小學“校園餐”項目，承諾賺到的利潤分給她一半。姐姐沒有餐飲資質，鐘海燕就為其尋找掛靠公司，順利承接了實驗小學“校園餐”項目。從2019年至2022年，鐘海燕在實驗小學“校園餐”項目上累計收受好處費204萬余元。

中小學食堂分兩類，一類自營，一類外包。外包，就是由第三方餐飲公司承包經營中小學食堂。上文提及的吉林省高爾夫餐飲管理公司在與七小合作中，長期給時任校長及后勤主任回扣，就屬于外包食堂的腐敗。鐘海燕姐姐違規承包學校“校園餐”項目也是如此。

多地紀委監委及市場監管局工作人員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中小學外包食堂腐敗，通常表現為外包餐飲公司以利益輸送的方式拿下食堂承包權，在經營中克扣經費、以次充好，導致食品變質或不達標，損害學生健康。

黑豆團餐標準研究院執行院長蔣方源參與過多地中小學招標流程，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目前各地中小學食堂對外承包招標過程不夠透明，企業進駐、招標存在人為設置的壁壘，“更具資質、合規的企業反而競爭不過‘有關系’的企業”。知支之(上海)商業管理有限公司創始人孟慶剛擁有30年的餐飲從業經歷，曾協助多家國內餐企及供應鏈開展中小學食堂餐飲業務，他也向《中國新聞周刊》證實了這一現象，“一些地區中小學食堂的招標沒有市場化流程，甚至有些不良交易，沒有正規、開放的流程”。

企業通過賄賂、給予回扣等方式中標后，項目支出也隨之增加，蔣方源進一步解釋，為了維持利潤，企業就需要在后續執行過程中“找補”回來，例如降低材料質量、減少成本或虛報開支。同時，通過利益輸送中標的企業，其運營模式不規范，缺乏有效的財務監督，后續環節更可能出現經費問題，形成惡性循環。

類似問題也出現在自營的中小學食堂中。自營食堂由學校負責運營管理，對于食材采購、人員招聘、菜品制作、價格制定以及日常運營等，校方擁有自主決策權和管理權。

“明明監控顯示當天沒有進豬肉，怎么單據上寫了200斤豬肉？”2024年6月，在專項整治摸排中，山西省臨汾市汾西縣紀委監委發現，汾西縣第二中學(下稱“汾西二中”)食堂存在食材入庫斤數與票據嚴重不相符的情況。

2021年，趙孟鎖調任汾西二中擔任校長，發現學校報送的膳食費用與實際花銷存在差距。于是，趙孟鎖開始利用制度漏洞謀取個人私利。他指定學校餐廳早中晚食材由自己的親弟弟趙某某供應，并安排餐廳協管員填寫虛假銷貨清單，開具虛假稅票報賬。不到三年，僅這一項就套取了食材款161萬元。

經統計，2021年9月至2024年5月期間，汾西二中實際應該用于購買食材的費用總額為1072萬多元，趙孟鎖等人截留、套取、擠占食材費就達到了420多萬元。

總結現有校園腐敗案例，彭新林發現，在自營的中小學食堂中，貪腐問題集中在資金管理方面，“一是食材招投標，二是食材驗收，這兩大環節是重災區”。

以食材招投標來說，多地中小學校長向《中國新聞周刊》介紹，很長一段時間里，這一流程通常由食堂采購人員向當地菜市場詢價，由包括校長在內的幾名管理人員決定供應商。彭新林指出，這一模式下，校長等學校管理人員對食材招投標有著很強的話語權，采購決策權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缺乏有效的監督和制衡，就可能產生貪污腐敗。

而在食材驗收環節，貪腐手段同樣層出不窮：山西汾西二中的出入庫記錄與實際不符，通過虛假銷貨清單，開具虛假稅票報賬，套取食材款161萬元；四川廣安市一家公司在食材上弄虛作假、以次充好，通過陳米替代新米、蔬菜替代肉品，公司在學生營養餐項目上不當得利180余萬元。

讓各個流程更加公開透明

不難看出，無論是自營食堂還是外包食堂，都存在腐敗產生的條件。兩者出現腐敗環節的共性是：流程不夠公開透明和正規，關鍵環節的權力集中，缺乏外部的有效監督。做了三十年中小學食堂研究的中國后勤協會中小學后勤分會副會長孫廣學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事實上，安全不取決于何種經營模式，而在于全鏈條更公開透明的流程管理和更有力的監督。

這些年，國家的相關政策也始終在朝這一目標努力。比如，針對外包食堂，2019年施行的《學校食品安全與營養健康管理規定》明確，引入社會力量承包或者委托經營學校食堂的，應當以招投標等方式公開選擇符合條件的餐飲單位。《中國新聞周刊》了解到，2024年開展“校園餐”專項行動以來，各地正在逐步落實食堂對外承包要公開招標、信息上網。

針對自營食堂的食材采購，2019年出臺的上述規定也提出要求，“有條件的地方或者學校應當實行大宗食品公開招標、集中定點采購制度”。2025年，國務院食安辦等五部門聯合印發《關于進一步加強校園食品安全工作的通知》再次強調“規范大宗食材采購”，要求各級教育行政部門會同市場監管等部門推動大宗食材集中采購。

而在自營食堂的食材查驗環節，2024年11月，教育部辦公廳印發的《中小學校園食品安全和膳食經費管理工作指引》提出，食材查驗建立“雙人或多人聯檢”查驗制度。該文件規定，進貨查驗人員至少包含學校食品安全員和食堂管理人員，集體驗收，公開透明，有條件的學校還應保留影像資料，清晰翔實記錄進貨查驗情況。

此外，教育系統還將目光投向“智治”，以“陽光食堂”為代表的智慧校園系統在各地鋪開。

今年春季學期開學，蘇州市吳江區的中小學就投入使用了“陽光食堂”系統。該地一所中學食堂管理人員向《中國新聞周刊》介紹，這是一個極盡詳細，將各環節、各終端的數據和信息匯集起來的系統，覆蓋了食材管理、供應商管理、招標與詢價、訂單與驗收、民主監督、賬單庫存管理、明廚亮灶、食品安全管理與財務管理等全流程環節，其下又各自細分了諸如“膳食家委會”“食品留樣”“每日評價”等幾十小項內容。換言之，與“校園餐”有關的任何一個環節，都在這個系統的監控之下，“家長、學校、教育局和市場監管局多方共同參與，實時記錄，動態更新”。

以食材招標環節為例，各校將一個月所需的菜單食材需求量輸入平臺，經系統整合，生成所有中小學食堂需求量的數據包，再由教育局匹配品牌供應商。各中小學食堂管理人員只需在開標時點擊一下，系統便會隨機匹配商家。約20家供應商中，系統自動去掉最高價和最低價，以接近平均價格的程度為排序順序，供學校選擇。直至中標，學校方能知曉對應食材的供應單位。

此外，多地教育局及紀委監委工作人員還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近段時間以來，他們已經陸續在各校食材查驗點加裝攝像頭，通過實時監控監督食材出入庫情況。成都溫江區教育局教育裝備管理服務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員表示，未來溫江區還計劃試用稱重秤直接聯網功能，“食材一上秤，就能自動錄入系統”。

這些改變都遵循同一個原則，即“校園餐”的各環節盡量公開。這也是為什么莊德水提出，接下來，“智慧監管”系統的權限不應局限于教育局，應當將其推向大眾，尤其是家長等利益相關方。他還提出，無論是否有電子化技術，教育行政部門和學校都要做好信息公開公示工作，定期公布資金明細賬目、原材料采購、配餐標準、帶量食譜及用餐學生名單等信息，主動接受媒體和社會監督。

“只要愿意做，有一百種公開透明的方法。”莊德水說。